其次，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没有实际益处，人工智能不能取得类似法人的主体地位。
在公法领域，法主要是通过职权与职责来调整与规范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护法机关)自身和国家机关相互之间以及各类国家机关同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据此，我们可以给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下这样的定义：法哲学是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思想中的哲学问题的一门科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曾强调：要保证我们的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法产生和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尊重法的规律性?为什么法的规律性与意志性要做到有机统一?我们需要反对什么错误认识论倾向? (一)法产生的存在和依据 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以此为核心的良法，才能发挥其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正面作用。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法必须要求任何人都遵守，必须对任何人都是用同一个标准去处罚人们的行为，也不能用现在的规定去处罚人们过去发生的行为。
建设法治国家是保障一国公民都普遍享有自由的基础条件，是实现人类社会自始至终都存在的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和谐共存相依的根本出路。这是因为法律规范，必须是概括的，具体案件总是十分复杂而千差万别的。因此，讨论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可以从其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着手。
[54]另有学者则指出，对于人工智能独立意志情形下产生的侵权行为，不能完全苛责新兴技术的创造者。人的伦理属性使其享有其他生物不可能享有的自由，人之自由的根本在于意志自由。[16]邓晓芒：《〈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6页。[55]因此有学者认为，应当借鉴欧盟的立法建议，在法律上承认高度自主智能机器人为电子人，着眼于如何让一台机器为其行为或者疏忽部分或者全部地承担责任。
鉴于人工智能的智能性和自主性，可以将高度智能化的人工智能作为客体中的特殊物，予以特殊的法律规制。[14]人类知识的形成是先天的形式和后天的质料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实中，人与物的界限愈发模糊。[57]俄罗斯《格里申法案》设置了类似法人的机器人-代理人地位，并构建了登记制度使其获得权利能力，但是在责任承担上，明确规定，因机器人-代理人的行为产生的责任由其所有权人或占有人承担(第127.4条第1款)。欧盟和俄罗斯的立法建议稿都提出了分类规制的建议。在此层次上，人工智能系统会对人类的自主性、自由乃至生存造成更为直接的威胁。
只有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团体才真正有被赋予主体资格的必要。欧盟和俄罗斯均在其关于机器人立法的建议稿中提及赋予高度自主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但是均未进一步解决作为主体的人工智能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而是将最终的责任承担归于相关人类。[45]在英国，1988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明确将无人参与的计算机生成内容视为作品(computer-generated works)，不过此类作品权利归属于使计算机获得独立生成内容之能力的主体。这一判断彻底地将人从上帝那儿解放出来。
[27]参见尹田《民事主体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人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最高的价值。
人工智能不具备人类理性，不可能与人类形成共同的实践理性，不可能理解人类的法律，也不会利用法律。一旦人工智能有了思维，有了情感，有了自由意志，那么他们算不算人类已经不重要。
中世纪，人的存在是为了显示上帝的伟大。[38][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2][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5页。[23][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1页。(二)法律主体制度的法理根据 理性是法律人格的哲学基础，那它无疑是法律赋予调整对象之发动者的主体资格的法理根据。[56] 将责任分配给虚无的电子人格，却让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和制造者置身事外，笔者无法赞成。
有学者对可能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表示自己的担忧：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面临挑战甚至威胁的，将是整个人类社会。康德说：你必须这样行为，做到无论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把他只当做工具。
最终，人工智能所承担的责任还是归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私法主体。因此，法人的实体性基础是存在适于成为交易主体的人与财产的有机集合体。
即便如此，赋予人工智能主体地位仍然理由不足。[9]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这意味着是学习算法(Learning Algorithm)而非程序员创建了新的规则，人工智能就是利用这些新的规则驾驶汽车或运行其他机器。人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六欲(生、死、耳、目、口、鼻所生之欲)，还有慈悲之心、同情之心、恻隐之心和怜悯之心。[20]参见张保红：《权利能力的双重角色困境与主体资格制度重构》，《法学家》2015年第2期。[34]近几年来技术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关于机器仅能执行命令而不能自主判断和自主决策的观念。
依据康德哲学，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具有血肉和欲望的动物，人是一种自然存在，具有自然属性，受制于自然法则，处于受支配的非自由状态。境外哲学家、科学家以及法学家对是否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人工智能也没有人类情感，无法履行赔礼道歉等非财产性赔偿。自主性越强，就越难将其当成是其他主体手中的简单工具。
在康德看来，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但并非直接来源于经验。[43]如前所述，法人制度的最终确立除了取决于实体性基础和法技术基础，还取决于实益性基础，即承认团体人格有无必要。
欧盟建议稿提出对机器人进行分类，建立登记注册制。【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考察近现代法律主体制度，法律除了赋予有理性的自然人主体地位，还赋予没有理性的团体以主体地位，谓之法人。[39][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4页。
*本文受2018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客体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研究(项目编号：18YJA820008)资助。尽管罗马法时代已出现团体，但由于其经济意义有限，法人制度并未确立。
其一，实体性基础，即存在可被赋予法律主体地位的团体。[14]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不过，只有该类团体的出现尚不足以导致法人制度的形成。在人工智能是由人类生产的这一不可改变的前提下，具备主体地位的人工智能要么将沦为掌握核心技术的少数人的工具，要么将自我觉醒，走向人类的对立面。
